上周日 我们班组织了一次郊游英语:一个台湾青年的运动史|界面新闻 · 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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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 | 林冠嘉

  一

  小时候的事情我印象不深了,只记得幼稚园的时候好像有被爸妈带去造势晚会,手上还拿一支民进党候选人的造势旗帜。

  所谓的造势晚会,通常是候选人租一片空地,搭一个舞台,像户外演唱会那样。候选人上去讲话、喊口号,偶尔还有节目表演。观众在底下站着,一场一个多小时,气氛通常都很嗨,有时结束后,候选人会下台和民众握手。

  我爸爸的参政热情很高,很多活动他都会去参加,去跑。2000年陈水扁上台的时候,我爸在电视机前面喊了一声yes,我那时候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但2008年后,上台的不是他倾向的那个政党,参政热情也相对减退了。他是个商人,台湾的成年男性都会比较关注政治,他并没有下意识地培养我的参政意识,反而是我长大后,父母有时会提醒我,关心就好,不要太热衷。他们那一代人对参政的态度其实是比较暧昧的。

  2007年,我国中三年级,陈水扁政府把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牌坊换成“自由广场”。有人跑去阻止,在卡车上装大喇叭和音响,开进施工现场,抗议政府的行为。场面很混乱,有施工队和警察,支持换匾额的群众和反对的群众,双方对峙,冲突中有人被卷进车底,幸好没出事,只是受伤了。很多记者在现场,事件被原本地记录下来。

  那时我年纪还小,感到很气愤,认为政府怎么能带头让大家彼此仇恨。当然我现在完全不这么看,那个事件的争议其实是聚焦在去蒋化。这个争议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成为一种史观之争。

  对于台湾本省人来说,蒋介石的确和他们没什么关系。1945年光复,民众是有过很强的期待,台北市曾经挂了很多“欢迎国军”的匾额。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再到1949年蒋介石战败逃去台湾,带来的是一个和日治时期差不多的高压政策。本省人对他是很反感的,但外省人不一样。在老一辈外省人心目中,他们至少是跟着领袖来到这片土地。

  其实长远来看,恰恰是外省人(受政治影响)最惨。我后来接触到的一些外省老兵,很可怜。

  到我们这一代,去领袖化已经基本成为共识了。这当中,政治环境也起到很微妙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民党那套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已经失去支持。

  到了2008年,马英九上任,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两岸直航,我那个时候对这件事情的感觉不错。唯一的遗憾是:以前我常去念书的地方──国父纪念馆──从此就被大陆的游客挤满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清幽。

  马英九在任时,台湾发生了八八风灾,灾情非常严重。那次感觉救灾进度非常缓慢,有些比较偏远山区的受灾情况一直到几天后才确认,也是那时候确认了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有400多人被活埋。

  当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台大社会系举办的营队。所谓的营队就是大学各个系所的学生在寒暑假期间举办的活动,邀请高中生来玩,旨在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为他们选择大学和专业做准备。那次营队的队辅,带我们认识了很多当时台湾社会上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比较系统地认识了社会议题,也立志念社会系。

  二

  我如愿考进了台大社会系。

  引领我走进学生运动的契机,是一群外省老兵遭遇的问题。大一那年,台北市出了一个绍兴南街拆迁案。那里住的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外省老兵,当年国民政府没有能力给一下子涌入的两百万外省人提供住房,于是默许他们居住在中正纪念堂附近一片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旧宿舍,有些像棚户。

  那是一块国有地,老兵们拥有地上权,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不断地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自己的住所。但后来那块地的地权被转让给台大,而台大要在那块地上兴建新大楼,于是台大就控告这些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侵占罪,并且要他们限期搬走。

  这其实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地权转移,这件事的法律责任很难再溯及政府,当年国家治理的灰色地带如今直接由那些老兵来埋单。

  得到台大要提告居民的消息时,台大的学生就商量着要抗议。我们大部分学生认为,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把居民赶走,而应该对等协商,用合理安置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

  时隔不久就是台大校庆,为获得舆论关注,我们决定在校庆当天“行动”。

  前一天晚上,我们在网络上发布消息,邀请各界媒体关注此次学生抗议行动。我们不怕事先走漏风声,因为他们(校方)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从未担心过被禁足之类的事情发生,因为没有这样的先例。

  果然,第二天会场外守候了许多媒体。

  校庆在我们最大的体育场内进行,我们中的一部分一早选定了会场中间的位置。校长一上台开始致辞,学生们就冲至讲台前,最外面的一行人手勾手围成一圈,为了防止校警前来制止,中间的学生开始大声念我们的诉求书。

  我当时站在二楼看台,在他们冲到讲台前的那一刻,我就把自制的横幅从二楼抛下、展开,那是用十张A3纸大小的纸张用胶带拼接成的,用黑色油漆笔在上面写着“台大推土机,居民去哪里”,还有几个学生是和我一样的岗位,横幅上写着“冷血台大,别拆我家”之类的口号。

  校警还是轻而易举地把“闹事”学生“请”了出去。尽管台下一片骚动,时任校长依旧在台上致辞,不曾被打断,甚至用更大的声音念完了他的讲稿。致辞结束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颇为不满地批评我们:“学生不尊重同学、不尊重师长、不尊重学校。”

  当时的很多媒体并没有把眼光放在这起拆迁案上,而是笼统地称“台大学生又闹事了”。台大的学生在外有爱闹事的名声,我们都感到很无奈。

  校庆结束后,我们中的一部分领头人结合学生会跟校方进行了长期的协商,但事件拖了一年仍然没有满意的结果。于是次年校庆,抗议继续进行,但那次的行动就很温和,没有大声呼喊和肢体对抗。

  当天,会场内的几百个人全体穿着黑色的衣服,在手上绑上了黄丝带以示抗议。这样静坐示威的效果非常震撼,反响比起上一次反而更大。

  我们的行动对于这次拆迁案的居民还是有一定帮助的,目前他们的安置赔偿正在谈判中,台大校方的态度友善许多。但仅仅与这个社区相邻几条街的另一个社区——华光社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地主是台湾“行政院”下属的法务部,法务部硬告居民到底,成功把居民赶走了。整个社区都被铲平,一些居民从此成为游民。

  当时我的一个学长带领那些居民们抗议,他本是台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议长,但抗议失败后,他就退出了学生代表大会。听说他躲起来了,因为华光社区最终被拆的结局对他来说太痛苦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伤害。

  三

  那几年,台湾与土地有关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一些都市更新引发的拆迁案中,征收意味着只给很少的补偿费,与地价根本不符。

  大二那年,台北市发生了士林王家文林苑都更案。因为都更的缘故,建商要将市区的旧楼翻新,有一户王姓人家不愿搬迁,却被划进了拆迁范围,于是成了钉子户。

  后来听说政府要派警察来强拆,我的几位朋友就找我去那边守夜。

  那是三月的一个晚上,凉凉的,我母亲不停地连环call我回家,她不赞成我参与这样的事情,害怕会有意外发生。其实我心里也有些害怕,害怕不能阻止强迁的话,我会在情绪上很失落。

  最终我还是去了。到达现场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现场已经有几百人聚集在那户人家的外面,一部分是学生,也有一部分民众,大家都是从各处得知今晚要强拆的消息赶来阻止的。

  大家守着现场一直到凌晨三四点,警察来了。学生们在房子阶梯前面手勾着手坐下,排成三四排,将屋子团团围住;屋子里也有学生,他们把门反锁了。几百名警察也围成一个大圈将所有人从四面包围。他们拿着盾牌一点点地逼近,随后出现一群赤手空拳的人,开始将我们一个个解开,抬到外面;民众的反应十分激烈,时而有人大喊“警察退后”,但并没有什么用,警察很快地把人清理出现场了。如果你中途有反抗,你就会被带到外面的大巴车上,巴士会载着你开到城市的另一边再放下。

  那也是我至今为止最后一次参与这样的行动。现在,我会认为这样的方式效率很低,而且在那个过程中,你对权威机构的信任容易在一瞬间决堤,对个人的打击很大。但我仍然承认,这样的冲突和张力有时是必要的。

  时隔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大埔事件。因为强迁,屋主人自杀了。这次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有几万人到凯达格兰大道抗议。也就是那次,我觉得台湾社会风向开始转变了。

  在士林王家都更案时,网上的大部分声音指责钉子户,有一些台湾人认为,都市更新是好事,开发房地产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居民应该配合搬迁,他们认为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是应该的。但到了大埔事件中,政府为了设工业区,又造出了强迁案。台湾已有大量废置的工业区,许多农民白白被征走了地。大家开始反思,个体权利是不应该被侵犯的。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原本台湾人相信的经济神话破灭了。他们相信为了开发工业、房地产而涉及的一系列土地问题可以改变台湾的经济,甚至不知是谁鼓吹这是集体利益;但人们渐渐发现,那根本不是集体利益,可能是个别商家的利益,或是地方政治利益,而台湾经济也始终不见好转。

  四

  2012年,马英九开始第二个任期。

  在同一时间,蔡衍明的旺旺集团决定收购当时台湾有线电视的系统商,如此一来他将成为控制台湾有线电视节目上架权的唯一垄断者。早年蔡衍明收购《中国时报》后,这份报纸就一改以往的作风,再难看见知识分子在上面发表批评了。人们评价这份报纸“《中时》不再忠实”。

  对于蔡衍明即将成为电视节目上架权的垄断商一事,引发了社会的担忧,民众反对声非常激烈。后来,台湾爆发了反媒体垄断运动,我和朋友们也参加了游行。

  老一辈的台湾人对于电视节目很看重。这家电视台是什么立场,人们就会议论,这家电视台老板是谁,他的立场大概是什么样。现在台湾就只有一家公共电视台,非商业的性质,靠着文化部拨款和民间的小额捐款撑起来,那个台的言论会比较自由,但是收视率很低。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反正接受资讯是靠网络,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

  此时距离八八风灾已经三年多了。有一天,我和女朋友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原住民部落的族人集结起来向国家索要赔偿,我们惊觉重建过程中可能还有很多问题。于是我们和另一个朋友组成团队,到八八风灾的重建区去做了调研。

  八八风灾的重灾区在南台湾的丘陵地区。风灾过后,由于小林村灭村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当局想要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于是划定该地区为红色警戒区,要将山上的原住民迁移下来。原住民们在山上有田产,靠种果树、种蔬菜卖钱为生。他们要想在重建区的社区里领到一栋房子,就必须签切结书,放弃山上的田产。但这对灾民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领到的房子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灾民都不同意,因为他们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

  我在慈济大爱园区调研发现,由承包商负责的新建社区的永久屋根本不达标,实际上只达到中继屋的标准。安置屋分中继屋和永久屋,中继屋的墙壁是空心的,使用的都是轻建材,只适宜暂时过渡居住。新建的社区看起来很像国外的小社区,都是独栋楼,可都质量低劣,慈济功德会只用了80天就盖了1000户独栋。

  在一些灾民已经入住的社区里,失业率非常高。因为灾民没有谋生技能,不仅如此,原有的原住民部落的关系网被打破了。那种情况有点像,为了安置,政府人为地创造了一个贫民窟。

  这件事对马英九的声望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五

  后来,我进入了台大学生会。在其中不仅培养了参政意识,也投身于许多活动,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与官僚打交道。这也让我反思了过去所参加的那些运动,一味地对抗可能是徒劳的,有些事存有空隙,空隙可以改变,在可以谈判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在不可以谈判的情况下再去抵抗,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

  在台湾的大学里,学生能够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台大的学生会由三部分组成,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校园里有学生法官。我所在的是行政部门,也就是称谓上的“学生会”。

  每年十月底,我都会参加同志大游行。这在台湾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到了现在,同性恋已经被社会所接纳。不过不像早年间的游行场合那么严肃。这几年,游行开始变得有点像嘉年华。

  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背后是原国民党中央党部,数万人聚集在一起,巨大的彩色长旗被展开,年轻人在脸上抹上油彩,身着各种打扮,举着各色标语牌,面带笑容地游行。

  游行在台湾很常见。大部分的游行都会制造一些冲突的张力,而同志大游行则不一样。人们打扮得奇装异服,比如男同志的社群里就分很多种,有一种是比较喜欢肌肉的,他们就会赤裸上身展示肌肉;有一种是特别喜欢游泳的,他们就会只穿个泳裤走出来。

  同志大游行的诉求命题非常广,并非只停留在关注同性恋问题。事实上在台湾,同性恋已经基本被社会所认可。现在呼吁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伴随这项诉求还有另外一些新鲜的命题,比如伴侣制度和多元成家。

  我之前做社区访问时有碰到,一群老兵五六人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大家平日一起卖馒头、过生活,他们都没有成家也没有家人在台湾,假如其中有人住院或去世,没有亲属为他签字和料理后事。诸如此类的非典型的亲密关系的讨论,都在同志大游行的讨论范畴之内。

  来北京大学交流的这半年,我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大陆青年,他们对于理想的追求是非常鼓舞人的。过去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很片面,夹杂着不同的偏见。而我认为,只有真诚的互动才是理解的基石。

  对我来说,民主真是个好东西,它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纠错。很多人诟病台湾的民主,我也意识到台湾有许多问题,这几年台湾的经济也很差,但是作为年轻一代,我非常珍惜现在的自由空气,也无法想象如何能倒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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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冠嘉,台湾大学社会学学生。

  卫诗婕,新闻系学生,目前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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